赵一曼，原名李绅泰，又名李一超，人称李姐。四川宜宾人。她性格刚强，富有正义感。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出了极强的斗争精神。曾经多次带领同学们举行爱国和反封建礼教的斗争。1926年入党，10月份被党组织保送入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赵一曼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为了革命、为了祖国她能做出常人很难来想象的决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赵一曼离开武汉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一年的９月，她被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去苏联途中，她与同去东方大学学习的黄埔军校学生陈达邦相识，在学习期间经组织批准，两人在苏结婚。但一年后，由于国内急需搞地下工作的优秀干部，赵一曼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告别陈达邦回国，此时，她已有５个月身孕了。

　　回国后，赵一曼被党中央派到宜昌从事地下工作。在那里，她生下了儿子宁儿（陈掖贤）。做了母亲后的赵一曼并没有耽误为党工作。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带着儿子从宜昌到南昌，再从南昌到九江，又从九江到上海，其间的经历绝现在的人很难来想象：她带着儿子要过饭，被敌人追捕过，还曾在儿子的脖子上套一个草圈假装沿街叫卖孩子。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得到党组织的批准。临行，她将儿子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哥哥家里，然后硬着心肠流着泪离开了向她扑过来的儿子，到东北去了。

　　到东北后，赵一曼先后在沈阳和哈尔滨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工作。1934年春，经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和她谈话后，被分配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委员，并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我游击区展开工作。

　　在游击区工作期间，赵一曼以坚毅果敢、平易近人而很快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一住抗联老战士回忆说：“那是1935年２月，当时我刚满13岁。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中午，一支抗联队伍开进了我的家乡——珠河县刘家村，只见一位２０多岁身背长筒猎枪，步态轻盈的女走在前面。她身穿一件没吊面的羊皮袄，敞着怀，里面穿着深灰色的棉衣，系着腰带，头戴一顶黑色狗皮帽子，齐耳短发露在外面，黑里透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格外有神。……在最初的日子里，人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都叫她‘女长官’，还说她和赵尚志司令是亲兄妹。她知道以后便在大会上解释说：“乡亲们，请大家别叫我‘女长官’，我们抗联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从四面八方到一起的，没什么长官，全是，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在帽儿山车站的公路线上，设有伪军的一些哨所，是我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的障碍，搞掉这些哨所是抗日斗争的当务之急，又能给我部队补给武器。一曼为此精心策划出了一套完整的办法：由雷炎带一把砍刀和一个灌上水打上气的皮球打先锋，一曼和另三名骑马随后接应，在夜间逐个端敌人的哨所，每到一个哨所，敌哨兵未发现就先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共乘敌军熟睡时进入哨所抓俘虏、缴枪械、割断电话线；敌哨兵发现时，雷炎就地蹲着装解手，一按皮球就会发出噼噼啦啦似的拉肚子的声音，待敌哨兵放松警备或转身时，再用砍刀搞掉他，五人再抓俘虏、缴、割电话线……”

　　“一次中心县委设法从伪军处买了十几支短枪和大批子弹，因为敌人盘查严而无法运出。一曼和另一女战士小沙主动接受了转运这批武器的任务。他们到交接地点领到武器，用油布、油纸包起来，放进了马拉的大粪车中，直接向城门赶去。车到城门卡，日军捂着鼻子嫌臭，躲得远远的；专管乱翻乱搜的伪军见是大粪车，也喊着“快走！快走！”车老板猛加几鞭，粪车也就出了城。武器很快转到部队了。”

　　赵一曼在侯林乡、亮珠河一带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这在敌人那里也挂了号的。在当年的《大北新报》和《哈尔滨日报》上都登有《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1935年秋，也就是在日伪对我珠河根据地“讨伐”最残酷的时候，赵一曼挑起了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和第３军第２团政委的重担。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赵一曼和二团的战士们被敌人包围在一个山沟里，随后在整整一天的时间，他们都没有突围出去的机会。直到天黑下来以后，赵一曼向团长王惠同说：现在机会到了，你带领部队和伤员突围吧，我带一班掩护。

　　这样王团长带着部队在赵一曼等人的掩护下，突围出去了。赵一曼等在达成目标后撤出时，与敌人遭遇了。在这次遭遇中，赵一曼的大腿部被击中，而且是贯通伤！于是，她只好带着其他３名在珠河县第３区春秋岭的一个农民家里养伤。想等伤势轻一些后再去找部队。但是，就在她住下没几天以后，敌人便得到了这一消息，并由第３区讨伐队队长张福兴亲自带着全副武装的伪军前来抓他们。在与伪军的搏斗中，赵一曼左腕又中一枪，昏迷后被俘。被俘期间，日军对赵一曼施以酷刑，用钢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逼其招供。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

　　在伪警务厅，赵一曼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审问，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直到她大腿的枪伤化浓后，为得到口供，日军将她送进医院监护治疗。但即使是在医院里，他们每天也都要来审问赵一曼。

　　在医院里，她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争取看护和看守人员。1936年6月28日，赵一曼在医院看护和看守帮助下逃出医院，但很快被追敌再度抓捕，受到更加残酷的刑讯。

　　在对赵一曼用尽了酷刑仍未能获得任何东西之后，敌人彻底绝望了。８月１日，他们把赵一曼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想到了他幼小的儿子。她向敌人要来纸笔，留下了给儿子的遗言：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别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为了混淆敌人的视听，为避免敌人根据信的线索对她的亲人进行追捕和迫害。赵一曼写了另外一份遗书：

　　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育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长，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我的孩子啊！

　　母亲也没有可说的话了，我的孩子要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由于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赵一曼牺牲后，遗书并没有交到孩子手里，而是被日伪滨江省警务厅用日文记录下来放到了档案中。1950年，赵一曼的故事被拍成电影轰动全国，赵一曼的丈夫和儿子也观看了电影。他们并不知道荧幕上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就是他们朝思暮想的妻子和母亲。1952年秋天，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哈尔滨查阅日伪档案，为审讯日本战犯收集罪证。无意之中，他们发现了一份编号为特密8853的日伪滨江省警务厅报告，这份密档详细记载了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被害的经过。在这份报告中，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摄于赵一曼在日伪医院治疗期间。与抱孩子的照片一对比，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这就是李坤泰本人。

　　宁儿知道后，他放声大哭，赶往东北，在烈士纪念馆，他用笔记下了收录在日军档案里的母亲写给自己的遗书。抄完后，用钢笔在自己的手上刺了“赵一曼”三个字，直到他去世时，那三个字仍然留在他的手上。这三个字不仅留在了宁儿的手上，也永远铭记在每一位中国人的心里。

　　为纪念赵一曼，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一曼大街。在她的故乡宜宾市建有赵一曼故居、赵一曼纪念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