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怎么走上考古这条道，我觉得和大多数的考古学者都是一样的。当时在报考大学的时候，觉得考古也是历史的一个部分，而且考古和历史都是比较冷门的专业，懵懵懂懂就报上了。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考古，后来就被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录取了。

　　我们第一学期是和历史专业一块儿上大课，历史系包括中国史、考古、世界史三个专业，一共有120多个人。后来到了第二年，我们就开始上专业课，那时候的山东大学就对田野考古十分重视，以刘敦愿先生、蔡凤书先生、宋百川先生他们为主，倡导考古专业一定要把田野考古作为基本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入学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秋天，我们就到泗水尹家城进行了为期一个礼拜的见习，当时是78级栾丰实老师他们那个班正在发掘。我们和师兄们一块在探方里面做了一个礼拜的田野工作。主要是在感性上认知一下田野考古是怎么回事，比如说认土、刮地层、判断遗迹等等，我认为这个见习很重要，一下子就对田野考古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

　　1981年在尹家城遗址见习，坐者孔富安，立者（左起）方辉、崔大庸、黄斌。

　　后来我们考古专业还有两次实习。第一次是在郭家泉墓地，是个楚国墓地。第二次是在侯马北坞古城，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这两次实习为我们打下了基本的田野考古基础，但是我们这两次实习没有做史前遗址。做史前商周的遗址又是另外一个要求，对于田野的认知和操作的要求更严格一些。1984年毕业以后，我就留校了。留校以后紧接着带领82级在大辛庄遗址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实习考古发掘。

　　1985年的秋天，82级又在泗水尹家城进行发掘实习，为了弥补没有发掘过史前遗址的缺憾，当时我就给带队的蔡凤书老师和于海广老师申请要求独立开一个探方，把缺憾给补上。所以1985年，我在尹家城独立开了一个探方。这样以我个人角度来说，从史前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墓葬都接触过了。应该说在那个时期，基本上奠定了我田野考古的基础，也算初步过了田野考古这一关。

　　后来我又先后攻读了蔡凤书老师的硕士研究生、田昌五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其间我们也参加了几次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其中有几处是比较重要的。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尹家城，包括后来参加的后于刘等等这些遗址，其中有两项对我来说、对山东大学来说都是重要的考古发掘。一次是长清仙人台遗址，另外一次是双乳山汉墓。

　　长清仙人台遗址的发掘也是为了配合本科生的实习而进行的。那时候山东大学在这之前已经发掘了尹家城遗址和丁公遗址。为了配合考古教学，同时进一步锻炼学生，当时要求山东大学选择一些面积不大、不是特别重要的遗址去发掘。围绕这两个点，每次发掘实习以前都要进行踩点、选点。那一年我们在长清跑了几个地方，最后选择了位于五峰的仙人台遗址。这个遗址的面积不大，一共1000多平方米，在钓鱼台水库旁边，三面环水，一面靠陆地。选择它的主要原因，是这个遗址延续年代较久，从采集的标本看，从岳石文化一直到汉代都有。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时，这里就曾出土过青铜器，我们也想着看能不能有点意外的发现。这样1995年春天就开始了发掘。

　　一开始我参与的是踩点，正式带学生实习发掘最初没有我，是由任相宏老师领队，由方辉老师带着学生去的。开始发掘不久，他们就把原来出土过青铜器的1号墓给清理了出来，发现了墓圹，还有一些棺椁遗迹。又过了一阵子，就发现在这个面积不大的遗址上已经有两三座墓圹露头了，特别是后来比较大型的6号墓，开始出现遗迹现象。任老师初步推测这可能是车马遗迹，就让我去进行工作，也是充实一下带学生实习的教师队伍力量，同时具体负责一些比较细致的清理工作。因为在这之前，在尹家城发掘的时候，有大量的龙山时期的墓葬，其中很多都是有棺椁的。棺椁的痕迹和它的规模和层数都基本上能判断出来。在我负责的探方里也发掘出了一座墓，我就剔出来比较完整的一大片棺板的板灰。这样于老师他们都说，既然小崔挖的这个墓里面能剔出来比较完整的板灰，其他墓里面大家也要慎重对待。果然后续大家清理板灰时基本上都能比较完整地把椁板和棺板痕迹展示出来。正是有这样一个原因，到1995年在仙人台发掘的时候就把我调去了。

　　去了以后主要的任务先是清理6号墓的马车遗迹。清理车马在考古界是一个传得比较神乎的事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掘殷墟时，曾经发现过很多马车，大家后来看报告、看图片，都是半个轮子，都是到了轴这个部位才意识到它是马车。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在发掘马车当中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因为南北各地土壤的保存条件不同，马车本身的结构、制作的技术都不一样，所以发掘的时候所遇到的困难多种多样，所需方法也相应要有一些变化。仙人台这个遗迹，我去的时候已经露出来痕迹。当时我们就顺着这个痕迹清理，后来认为它是车轮。考古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春秋晚期、战国时期，有一种埋葬方式，就是把马车拆散了以后放到墓葬里面去。我们叫作“拆车葬”。这样在6号墓清理完了以后，在它的墓圹的周围，我们就发现了有六个轮子靠在墓壁上，在椁的上面靠在墓壁的周围。有的带漆，有的不带漆。带漆皮的容易被发现，不带漆皮的，痕迹比较难找。发现带漆皮的马车轮子特别大，直径大概有1.4米，辐条有大约60根，是一种比较豪华的载重车车轮。

　　在发掘6号墓时，我们也遇到了车厢的构件。一开始发掘出来一片网格状的白色遗迹，我们也不认识。正好省考古所的魏成敏等人去考古工地参观，他说有可能这就是车厢的底部，是用皮条编织的痕迹。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应该是当时拆车葬完成后，随着棺椁的塌陷，整个车严重变形了。

　　这样，1995年整个春季下来，在仙人台10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我们总共发掘了6座西周到春秋的墓葬，而且出土了大量的文物。那一阵子大家确实比较兴奋，因为仅青铜器前后一共出土了300多件。特别是刚才提到的6号墓，打开椁板以后，在这个椁的周围的边厢，满满的都是青铜器，几无插足之地。所以我们是搭上板子趴着在上面清理的。当时的条件也远不如现在，考古发掘经费捉襟见肘。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对6号墓这样的重点墓葬，我们就晚上发掘，白天用大篷布盖住。所以到6号墓全部揭开的那一天之前，我们很多学生，包括民工都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文物。当然这个阶段确实比较辛苦，赶上那个台子又比较高，济南的春天风又特别大，晚上还得带着大家在里面值班。有时候早晨他们开玩笑说，找不到人了，因为被风沙给埋住了。

　　我们没有想到在仙人台遗址1000多平方米的地方能发掘出6座墓，而且出土文物如此之丰富。很多专家也都没有想到，在这么一个孤零零的地方能发现这些重器，里面还有六七件带铭文的铜器，这对于商周古国史的研究非常重要。最终，仙人台被评为1995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当时在清理6号墓葬的后期，因为觉得太重要，只有老师和学生不能保证工地的安全，所以我们就跟学校的保卫科联系上了。保卫科也觉得很重要，那时候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重器。所以最后几天保卫科的带着手枪，晚上和我们一块进行执勤。当时我们正在清理6号墓的椁室，这个椁室比较大，上边正好能放上一张床板。放床板呢，一是为了保护下面的文物，因为先清理的周围，下面的文物正好被床板护住。二是床板还有个好处，晚上可以铺上个被子，供值班人员在上面休息。当时为了表示对保卫科同事的尊敬，我们把床板让给他们，让他们在上面休息。他们坚决不干。说宁可在旁边坐着，也不去床板。他们觉得下面就是死人骨头，可能还有点忌讳。最后在提取文物的那天，我们拉了一大卡车。那天潘承洞校长在学校大门口迎接这批重要的文物。确实谁也没想到能出这么些东西，各方面都有点“眼红”。国家规定文物谁发掘谁先拿回去整理。这一年仙人台发掘得到了学校的奖励，我记得好像是一共奖励了3万块钱。后来这笔钱主要是用于文物维修了。

　　这就是仙人台遗址的发掘过程，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由此可见，考古这个事情有时候就这样：你想去发掘，去挖好东西，去“淘宝”，反而遇不到；你没想这个事，反而就碰上了。这次发掘对于山东古国史的研究，对于丰富山东大学博物馆的馆藏，对于山大考古专业的教学等等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有里程碑的意义。直到现在，在山东大学博物馆，仙人台的青铜器依然占据着主要的位置。

　　仙人台实习结束后，长清县文化局、文物局的觉得这批“宝贝”被山东大学收藏了，虽然出土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但这次地方上没有机会得到收藏，有些不好交待，所以他们就鼓动着要再做一个大的发掘，丰富一下他们的馆藏，这样，双乳山济北王陵就进入了他们的视线。早年在文物普查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这个地方可能有两处比较大的汉代墓葬，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这样，长清文化局、文物局的就鼓动着任老师和我们去发掘这座墓葬。

　　当时正好这个地方也发生了一些破坏墓葬的行为。墓葬上面原来的封土，被老百姓取土取光了。下面都是石头，老百姓就开始卖石头。墓道里面也填着石子，装上车就可以卖。后来主管部门发现破坏得很严重，就制止了。但是因为它在村子的中间，不可能24小时派人守着，那时候基层文物保护人员的配置和管理还没有现在这么好。所以后来大家都觉得要不把这个墓葬给发掘了吧。

　　这样任老师和我，还有长清文化局的何卫国、王传昌等，就去现场去看了若干次。当时我们觉得发掘是可以，但是山东大学没钱，出点力可以，他们地方上的文化局也没多少经费。后来报的是抢救性发掘，因为被取石、取土，破坏很严重。我们去了以后，大半个墓道已经露了出来，顶上的墓圹也大体能看出形状。当时初步判断是汉代墓葬，具体是东汉还是西汉也不好说。

　　当时谁也不看好这个墓葬，因为汉代的大型墓葬十室九空，基本被盗过。所以大家都说，挖吧，反正也挖不出什么来，肯定被盗了。当时就是抱着这种心理去发掘的，地方这么积极，我们就配合一下，也是做一项文物保护的工作。

　　一开始挖得确实很困难，因为要是土还好说，它是石头。后来觉得它是一种防盗墓的措施，双乳山上的两座墓葬都是在小石头山上往下开凿的，面积很大，比如1号墓，光墓道有60多米，墓室面积25米乘25米。墓葬离黄河很近。早年的时候上面还有一块碑，写着不能在双乳上面随便取土，取土对村子不好或者对人员不好。清朝宣统元年的碑，还挺有意思。我们戏称这是最早的文物保护的官方规定。

　　到了12月份，挖完了石子，就出现了夯土。夯土又挖了一部分，这时候发现墓葬没有被盗。这一下问题就严重了。被盗的话，谁也不重视；没被盗，大家就都重视了。我们也觉得这个事比较大了，它不是一般的墓葬了。当时根据出土的铜钱判断，这大概是西汉早期或中期的一个大墓，很可能是诸侯王的墓。查文献，推测就和济北王有关系。这么大的一座墓葬没有被盗，它的意义就不一般。所以当时任老师和山东大学的领导就给省文物局进行了汇报，省文物局也很重视这个事情。认为这不是山东大学和长清县文化局所能做得了的事。所以当时进行了几次紧急研究，并上报了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正式接管，并且出了发掘经费，重新组成了考古队，由省文物局专家领队，任相宏老师任执行领队，王永波处长为副领队，重新组织了班子，重新制定发掘规划。鉴于这一年已经12月份了，所以计划第二年再接着发掘。

　　这样重新组织了班子以后，发掘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当时还邀请了国家文物局派的专家，相关方面也参加了讨论，开始预设里面会有什么情况，该怎么保护等问题。特别重要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有没有金缕玉衣，出来以后怎么处理；再一个就是有没有简牍，包括类似的像马王堆出土的带文字性的东西该怎么处理。这两个预设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到了第二年，过了春节以后不久，我们就开始了进一步的发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一共在墓道里面发现了三辆大车，一辆小车，在墓坑里发现一辆中型车，还有不计其数的车马饰品等。这是我第二次接触马车的清理。墓坑里面的棺椁腐烂得比较厉害。这和双乳山的位置有关。双乳山这个地方，石头防盗虽然效果很好，但是水是个麻烦。比如我们头年秋天去的时候，水位较高，第二年春天水位就降低了，水位是随着季节变化的。里面有水，这些遗物就腐蚀得很厉害。我们知道人骨和牙齿是很难被腐蚀的，但是打开双乳山墓室的棺椁以后，人的牙齿都很难找到，可见其腐蚀程度有多严重。

　　经过发掘，双乳山1号墓一共出土了2000多件文物，也被评为了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虽然我们没有发现玉衣和其他的文字材料，但是它也是一个完整的墓葬，对汉代的诸侯王墓的研究，诸侯王陵葬制、风俗研究也有很大的意义。最后推测它是汉济北王最后一位国王刘宽的墓葬。

　　双乳山是我第二次接触车马的全面清理，发现汉代的马车和此前仙人台出土的马车完全不一样，而且埋藏的方式也比较另类。它是在墓道里面搭一个大棚子，里面放上三辆车，时间长了，棚子的木头烂了，石头砸下来，把这些车和马全部砸扁了。所以清理起来十分费劲，清理出来后也没有立体感。而且这几辆车都比较豪华，比如1号车是错金银，这个我们在《考古》上已经发表了。2号车、3号车都是鎏金的车马饰件。按照《后汉书》记载这就是诸侯王的待遇，“金涂五末”等等，车马器非常漂亮。这次清理让我们明白了汉代的车和此前的春秋战国的车有什么样的区别。

　　在山东大学做了这两项工作以后，也就是1996年以后那两年，主要的工作就是仙人台和双乳山的器物维修。光修这些文物就修了好几年。后来我又去参加了“三峡会战”，带领学生参加了其中一个阶段的发掘。

　　在山东大学这十几年的时间，我的考古经历大概就是这样。参加过几个重要的遗址发掘，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上了几门课，包括《考古绘图》《新石器时古》《战国秦汉考古》《隋唐考古》，还有《古建筑史》等等。在学校参加了一些考古发掘，都是以教学为目标的，是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一个历程。

　　1999年12月，我到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现济南市考古研究院）担任所长。应该说从1999年12月到现在，我一直在济南市围绕着济南的考古以及文物保护展开工作。这样算起来，山东大学，连上学带工作差不多20年，在济南市工作也20余年了，所以到60余岁卸职，我的业务工作就待过这两个地方。

　　我们最初上考古专业就知道城子崖，城子崖是从1928年开始发现的，这样看来，济南的考古历史非常悠久。济南又是省会，它又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济南的考古，一个是它占了人才和机构的优势，比如山东大学，以及省里面的考古研究所、博物馆等等都在济南，外地的专家到山东来，也都会先到省会，它有良好的人脉基础和知识层次，所以济南及其周围的考古情况，大家都很关注。这里面的例子，除了我们所说的城子崖以外，考古界关注比较早的还有大辛庄。大辛庄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有人关注，早些年山东大学每届学生都要到那里去进行考古调查实习，这是多少年的惯例。济南考古的环境和基础还是比较浓厚的。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关键的节点。济南市这个层面的考古，早期较小的零星发掘，主要由济南市博物馆考古部来承担。改革开放以后，基本建设大量涌现，各个地方，特别在城市中碰上的遗址和墓葬，相对来说就多了，学校、省里的科研机构、市区的文博机构，包括县里面的文博人员也在参与类似的工作。恰恰在这个时期，我们前面的这一拨人就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面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刘伯勤师兄，他们是78级的，比我们高一级。他来到济南市以后，就抓文物考古的基础工作。

　　在我来之前，他们做了两件对济南市后来考古打下良好基础的事。一件是成立了考古研究所。一开始叫做考古工作队，1997年成立，1998年改成考古所。从此济南市也有了专门的考古研究机构，可以独立的对外开展考古工作，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非常大的。现在考古所已经成了考古院，到今天为止已经有近50个编制。但那是原点，我们不能忘了这个原点。第二个是在法规建设上做了巨大的努力，为济南的城市考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里面一是建立地方文物法规，二是划定老城区等6片地下文物保护区。有了文物保护区的划定和地方文物法规，只要进行基本建设，就要进行考古工作，所以这个法规建设还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机构和法规这两个基础，济南市的考古工作由此开始逐渐发展壮大。我来了以后面临的考古工作也是比较重的。一项是要对大量的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进行应对。第二是队伍的发展、成长的问题。

　　1999年夏天洛庄汉墓发掘现场（左起：王金贵、高继习、崔大庸、郭俊峰、房道国、刘剑）、

　　也是机缘巧合，在这之前，1999年洛庄汉墓被“捅开”了。我们不能说发现，因为洛庄汉墓在早期的文物普查资料里面是有记载的。1999年以前不断有人在这里取土。市局文物处和章丘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地干预，但是制止不住。到了1999年夏天，有人用推土机挖土，结果就挖出来一堆铜器，有一百来件，就在后来我们定为5号坑的那个位置。当时人们一下就傻眼了，数量这么大，现场甚至还被人抢了一些，后来通过公安部门配合，又收回来一些。1999年暑期，文物处的刘伯勤处长就找山东大学，提出能不能出几个人，去调查清理，看看怎么回事。这样我就带着几个人去了。去了以后就走不了了，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那时候正是大夏天，头顶烈日，一点没办法。经过40多天的发掘，初步探明了这是一座非常大的汉代墓葬，而且是汉代早期的。当时在墓室的南侧，我们已经发现了9个陪葬坑，出土了几十件金器，还出了大量的铜器和其他文物。更加觉得这个墓葬非常重要。

　　1999年12月我正式到济南市考古所任所长，很快到了2000年。怎么去做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发掘洛庄汉墓？围绕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几轮讨论。当时我们的想法得到局里的支持，拍胸脯保证，肯定还会有发现，南边有9个陪葬坑，北边肯定也有。我们一开始也没想到后来会有这么大的发掘。但是发掘就需要经费，考古所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最后是文化局借给考古所钱，我们就拿这些钱去开展工作。

　　去了以后住的地方也不好找。第一年，1999年夏天住在村支书家，第二年再不能打扰人家了，还不知道干多长时间，而且肯定队伍要壮大。我们就选中了省农科院农场的两间房，安营扎寨。

　　2000年，过了正月十五我们决定出发。那天开始下雪。下雪了还走不走，那时候年轻，咬咬牙，装车，出发，就上了工地。那时候就我、房道国、王金贵、司机于福禄，章丘博物馆的孙涛、宁小鹏也赶来了，就我们几个人先去。去了以后傻眼了，住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又上章丘博物馆宁荫棠馆长那儿，借了炉子，借了煤，借了烟囱。好不容易小于撸了两棵白菜，弄了两块豆腐和方便面，我们就在那儿凑合了一晚上。第二天天气大晴，我说这是好兆头。不久我们就开工了。

　　2000年的发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开始先继续清理上年没有发掘完的10号坑，同时打探沟，找北边的遗迹。大概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天都暖和了。我记得，就在墓道的北边发现了2个陪葬坑。这一下我就放心了，起码有2个陪葬坑，肯定得有东西。这样在北边就陆陆续续地出现了11号坑、12号坑、14号坑、15号坑……围着墓边出了一片。

　　这时候钱早花完了，又上局里去借，我说坑口都出来了，里面肯定有东西，肯定有发现。那时候的文化局也不宽裕，但还是又借给我们一些钱。

　　过了些日子，借来的钱又即将花完了。这期间局领导一直问我说老崔，你到底需要多少钱？我说你赶快问财政要，怎么也得50万元吧，能给多少再说。

　　到了这些钱快花完的时候，财政的钱还没要来。没办法，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马车坑也出来了。12号坑里面是木俑，没有什么玩意。这时候，14号坑——乐器坑出来了。那时候已经出来錞于了。有一天我就急了，拉着錞于就上局里去汇报了。我说你们看这么好的东西，这一件至少也值50万元。后来我们把14号坑全面打开以后，那太震惊了。两套编钟，6套编磬，光乐器就130余件。还有车马坑，整个场面已经很壮观了。

　　这时候已经到夏天了。我们就鼓动着请市长到现场视察。那时候谢玉堂当市长，他对历史还挺感兴趣，我记得他那时候还推荐大家看“战国四君子”的事迹。他听说了，就一定要来看。2000年7月18日，谢玉堂就带着一队人马来了。来了以后，他看了半天，觉得很有意思，还跟我们讨论墓主人等等各种问题，看完很高兴地回去了。下午就派财政局局长来了。说需要多少钱？我们说怎么也得100万元。三天后，经费就到账了。这一下大家都踏实了。文物发现了，经费也到位了。

　　谢玉堂说了，这么好的东西，你们不宣传宣传？我就想是不是要和媒体合作。对洛庄汉墓最早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报道是《济南时报》。后来通过和媒体的合作，扩大了考古的影响，我们尝到了甜头。通过和媒体的合作，结识了一批年轻的记者。媒体的作用，我们开始时认识不是很清楚，主要是害怕媒体“惹事”。后来认识到媒体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办好事，也会办“坏事”。那时也有过亲身经历，有人采访我，本来采访得好好的，可发表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后来刘庆柱先生和白云翔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洛庄汉墓发掘的意义的时候，也谈到了和媒体的合作，这个以后就成趋势了。后来我们也逐渐地认识到与媒体合作，是对文物和考古工作的一个非常大的宣传平台，只要记者的“三观”好，就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认为济南市的考古工作，除了考古人自己的努力和不断奋斗之外，各方面的媒体也为济南市的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发挥了许多正面的作用。没有这些宣传，广大市民还有其他方面的人员不会对考古有这么充分的认识，对文物保护有这么充分的理解。考古的知名度大了，以后在许多事情上，去谈文物保护、考古方面的问题，就顺利多了。原来大家不了解，也没什么影响力，现在大环境在变，整个考古也在不断地往好的方向发展。

　　从1999年发掘算起，经过2000年、2001年，我们前后在洛庄汉墓进行了两三年的工作，把洛庄汉墓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一共发现了36座陪葬坑，其中大型陪葬坑15个，出土文物3000多件。被评为了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也是我第一次领队做这种大型的考古工作，感受颇深。从洛庄汉墓的发掘过程看，我有这么几点体会：第一个就是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要有判断力。能不能认识、发现重要的遗址和遗迹，和这个判断力密切相关。第二个是要善于抓住机遇。第三个我觉得也很重要，是要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考古不光是自己发掘，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如果再加上一条，那就是要得到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在洛庄汉墓发掘现场考察指导（左起卢兆荫、崔大庸、刘庆柱、白云翔、李毓芳）

　　一开始发掘的时候，我们对洛庄汉墓本身的认识还不是很充分，一直到1999年夏天，我们发现了封泥，有了文字性的东西之后，结合墓葬的规模、出土文物的层级，才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这是诸侯王级的大墓，而且年代也非常好，汉代早期，在这期间我们也抓紧把相关信息报道出去了。发掘期间，我们先后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专业方面的消息，也在其他媒体上公布了发掘成果。同时我自己和我们相关的团队也写了几篇学术方面的文章，初步把洛庄汉墓的价值和它的意义确定了下来。另外在发掘期间，我们不断地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到现场去论证、指导。其中有几次我们把中国汉古的几位著名专家都邀请到了洛庄汉墓。比如说已故去的俞伟超先生，还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刘庆柱先生及卢兆荫先生、白云翔先生、李毓芳先生等，他们都是做汉古的前辈，包括焦南峰先生等等，都来现场进行过指导。这样，从考古技术角度来说，我们对洛庄汉墓的发掘应该说做得还是比较好的。可以说，以当时的水平，最大限度地提取了学术信息。

　　同时通过洛庄汉墓的发掘，我们还锻炼了队伍，当时多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是初次接触这么大型的发掘，认识到汉代的东西在清理上面也是非常费劲的。最枯燥的比如清理4个陪葬坑里的木俑、木马、木车，这些都是很小的东西，简直像土里面找土，大家难免心生疲劳。有的清理出来，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有些保存得稍微好一点我们就继续做点工作，比如10号坑，我们向已烂成空腔的木俑里灌点石膏，提取出来一些东西。我们后来开玩笑说，洛庄汉墓的这4个坑，如果像危山兵马俑一样都是陶俑，那就壮观了。可惜都是木头做的，全腐烂掉了，只能有点痕迹。这次发掘锻炼了我们的队伍，同时提高了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整体的知名度，也提升了大家干事创业的信心。

　　洛庄汉墓的整个发掘过程和它所取得的成绩，是大家的，也离不开整个济南市，包括我们省文物系统的大力支持和上级机构的支持。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成果。

　　洛庄汉墓当然可圈可点，同时我们也不可能把力量集中在洛庄汉墓一个点上，因为我们是济南市层面的一个考古机构，还要面对其他的工作。在洛庄汉墓发掘的后期，我们已经开始接触别的考古工作了，比如说闵子骞祠汉墓、腊山汉墓，还有其他一些零星的发掘。这些都是在配合基本建设过程中做的。

　　说到配合基本建设，全国基本上所有的考古机构都面临着这么一个巨大的任务，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配合基本建设上面。当然作为一个正式的考古机构，除了配合基本建设，还要围绕着学术问题去做一些主动的考古发掘。所以各个考古机构基本上都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抓住自己的科研项目、科研目标去做主动考古发掘；另一方面配合大量的基本建设去做考古工作。所以我们那几年也适当做了一些主动的考古发掘项目。

　　这里面我认为较为重要的，比如大辛庄的发掘。一开始和山东大学联合，有一年正好山东大学没有在大辛庄安排实习，我们就去主动发掘了一回，出土了一些青铜器，也是不错的。后来对灵岩寺遗址我们也做了一些发掘，对神通寺遗址做了系统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文献上记载神通寺的规模很大，但是从我们发掘结果来看，其规模并不是很大。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是文献记载夸大了，还是后来破坏得很严重。这让我们客观上对类似的遗址性质有了一些进一步的认识。

　　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也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有时候比主动去发掘一个遗存还难，因为面对的建设单位的主体不一样，开展工作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我们认为济南市考古所老城中配合基本建设，打开局面的首发之作，应该是万达广场选址地段，它在老城区里面，现在的西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之前，济南已经公布了6片地下文保护区。老城区整个是一个地下文物保护区，地下遗存十分丰富。当时他们要建大楼，我们几次去谈判，都不行。后来他们已经挖了很大一部分了。最后没办法，惊动了省、市领导，联合了民警执法，最后几方面同时发力，这才得以进行抢救性发掘。当时发掘的面积不是很大，但已经是开了老城区内大面积考古发掘的先例。从此以后，老城区里基本上所有的项目，我们都能比较顺利地参与进去。从这以后，我们后来在县西巷、旧军门巷，还有后来的西城墙地段、运署街冶炼遗址、卫巷遗址等等几个地方，以及前些年的明代小王府这片遗址，就是宽厚里这一片，都进行了考古发掘。

　　通过这十几年对老城区内的十几次考古发掘，我们基本上把济南市现在这个老城区，就是护城河以内的地下文物埋藏情况搞清楚了。现在来看，早在龙山文化时期，老城区里面就有人居住，商代、周代以后，各个时期都有人居住。很多人都不相信，现在我们走在泉城路上，其6米以下是古人类最早生活的地方，所以它是经过四五千年人类的生活，被逐渐抬高的。我们也知道了老城区里面的地势，是西边洼，东边相对比较高。后来我们在运署街发掘的汉唐时期的冶铸遗址，就在当时地面比较高的坡上，小王府这片遗址也是在坡上，也比较高。文献记载老城里面有东城、西城，大概西城比较早，东城比较晚一些。

　　济南的首府是从东平陵城迁到现在济南市区的。老城区文献记载最早是历下邑，所以现在我们称济南有2600年的建城历史，是从春秋开始算起的。但如果我们要说老城区里面人类居住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推到龙山文化时期。这对了解一个城市的发展演变还是很重要的。

　　说到济南的建城历史，通过各方面的考古工作，我们已经把济南市的建城历史推到4000多年以前。早些年刘伯勤他们在《济南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把济南市的建城史推到龙山文化时期，城子崖这个时期。2017年以后，山东大学在焦家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大汶口晚期的城址，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济南市的建城史，推到大汶口中晚期，也就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时期。这里济南是一个地域概念，不是一个点的概念，因此我们说从焦家遗址开始讨论济南的建城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围绕着基本建设工程，济南市的城市考古工作应该说还是很精彩的。比如说后来我们解剖了明代的城墙，其位置在现三联大楼以北的西城一块，这块城墙最早的建筑年代应该是宋代。我们一直要找汉代的城墙，现在还没找到，将来有一天如果能找到的话更好。

　　济南老城区里面几个重要的发现，除了刚才提到的几个，再一个就是县西巷这批窖藏佛像的发现。这里面也有个故事。当时是要在县西巷铺一条南北约700米长的污水管道，要挖一条深2米左右的沟，宽有一米多。当时我意识到，这将是一片大的南北剖面，说不定就能把这里的地下情况了解清楚。结果后来他们改变技术，改成顶管——就是挖下去一个竖井以后，用圆管往前顶，这样就不用开挖路面，但是这样我们就不好参与了。我们只好派人在那儿守着，看挖出来什么东西。结果后来有一天他们施工操作，“砰”地顶到了一尊佛像。佛像比管道大，掏又掏不出来，谁也不敢动这尊佛。我们就开始打开路面，对这一段进行发掘。结果就发现了佛教造像窖藏，还有地宫等等这类重要遗迹和遗物。这也是济南市城市考古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

　　此后在老城区的外围，我们也做了许多工作。早些年发掘了城东的宋元墓地，后来为了配合人民商场周围的改造提升，发掘了汉魏时期大量的墓葬，出土了一大批很好的汉代铁器。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看出来当时济南人的生活圈。

　　后来比较重要的一次配合基本建设的发掘，是刘家庄商代墓葬的发掘，发现了一批商代铜器。刘家庄早年在挖防空洞时，就出土了一大批商代很好的铜器，省市博物馆都有收藏。我们一直关注着这个地方。后来正好他们要盖居民楼，搞基本建设，考古就过去了。那年大家比较辛苦，到了冬天都下雪了，一直坚持发掘，最后发现了两个大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批青铜器对解决济南地区商文化的布局非常重要。这样济南就有三个能体现商文化的重要遗址点，一个是东边的大辛庄，一个是中间的刘家庄，此外还有西边长清的小屯。这三个点把商代济南地区重要的据点串了起来。刘家庄墓葬里面出了许多兵器，大辛庄出了甲骨文，都是非常重要的遗存。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从考古的角度来看济南地区在漫长的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济南是齐鲁交界之处，齐长城的源头在长清，齐长城南边是鲁国，北边是齐国，济南地属齐国。那时济南就是山东一个通往中原的边缘小镇。山东有齐国，有鲁国，还有莒国，另外南方的小邾国等，也是文献记载不断，而济南只有一个没有多少记载的小小的谭国，而且早早就被齐国给灭了。那么济南如何从边远的城镇，变成后来的省会城市，变成现在这样的城市，这当然需要我们学习考古学、历史学的人去探索、思考背后的深刻原因。那么从考古的角度，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就能逐渐地看出来它的中心地位在怎么变化。这跟中国的大历史环境的变化也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我们说黄河，怎么研究黄河文化，首先我们要解决黄河流经济南以前的本地文化才行。那就是济水在古代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们的地貌、地势是怎样变化的，我们又是怎么和中原打交道的。220国道这一条路自古以来就是通往中原的一条官道，现在还是官道。很多问题还需要我们去解决。

　　不用说早期的了，晚期的南北朝时期，以及后来的金代和南宋时期等，这几个节点济南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为什么在济南金墓发现得比较多，它是有原因的。济南这个地方在当时华东应该是最南边的一个重镇，因为兖州和徐州总是打来打去的战略前沿，那么济南是不是就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后来随着运河的开通，加上每个方面的因素，济南的地位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的城市考古，从另一个角度可以展现济南从一个边缘小镇成为中国东部的一个重要城市的基本脉络。我觉得从这点上来说，它远远超过了一般的考古所认知的意义。

　　此外，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考古人，特别是后来在局里从事了分管文物的工作以后，考虑的恐怕就不只是考古一个方面的事情了。与考古相关的文物保护工作也非常重要。自从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成立的那一天，文物局和考古所的领导，就赋予了济南市考古研究所一项和别的考古所不同的职能，就是对济南市地上文物的保护和维修。许多考古所没这项职能。所以作为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应该是有两大项任务，一项是考古，另一项就是地上文物的保护和维修。

　　对济南市来说，虽然和诸如山西那样的古建重地无法相比，但地上文物的保护和维修任务也是比较重的，可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通过一二十年的努力，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是可圈可点的。

　　记得在发掘洛庄汉墓的同时，我们就在市局领导的支持下开始启动华阳宫的维修。这也是前任领导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把华阳宫收归国有的基础上而展开的。那时候对华阳宫的整体进行了保护修复，就是大家今天所看到的规模。

　　后来我们系统梳理了需要维修的济南市古建筑。因为古建的产权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在搞这项工作的时候也分了几个档次。我们先修文物系统掌握的，或者国有的这些古建，在产权上好处理，然后再考虑别的。当时济南市每年的文物维修资金非常少，修不了几处文物，所以只能一点一点地去做。华阳宫修完以后，我们继续维修了闵子骞祠、长春观等，一个一个慢慢进行。到哪一个，我们使使劲，处理不了，我们就再等等，等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再做。现在回过头看，通过这十几二十年的努力，我们一算账，维修保护的工作也进行了不少，这也可以说是“积小胜为大胜”吧。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可以稍微说一下。除了华阳宫，还有就是我们努力修缮了府学文庙。府学文庙也是文物工作者常年十分惦记的一处古建。因为它是济南市城区内规模最大，年代较早的一组典型的文化建筑，能够代表济南地区现存木结构建筑的最高水平。为了修文庙，我们写提案，向各方面打报告，反正每年都努力。后来终于有了机会，数位省参事和省文史馆员集体联名，给当时的蔡秋芳副省长写了建议报告，省里紧接着就批给了济南市的领导。当时是鲍志强当市长，他认为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又批给了刘荫岛副市长，又批给我们文化局。文庙这个事情，它里面有很多值得回忆和思考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文物维修的问题。在文庙所在的区域之内，有学校，有校办工厂，有民居，还有其他机构。如果要搬迁，光学校都很难办。那一年正好赶上济南教育机构要整合，老城区里面搬走了很多人，学校要整合。因为决定府学文庙计划整体维修，大明湖小学就要迁走，如此其他的事就容易解决了。时间节点好，事情也凑手，领导又支持，各方面积极性很高。就在这样的环境下，2004年，就启动了文庙的维修。经过几年的维修，成就了现在的规模。有一次，鲍志强问我，你认为济南市里面最能代表济南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建筑群有哪一些？我说就剩下府学文庙了，没有别的了，千年的战火都烧没了，只有文庙，它的规模，它的格局还在。经过几任领导共同努力，终于把这件事情完成了。所以现在文庙成了老城区里面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建筑。我们在这里面又是调整规划，又是考古发掘，这也是对济南市整个历史名城和文化建设，我们这拨人所作的一个有益的贡献。

　　另外一处比较值得回忆的，是老舍故居。老舍是名人，老舍故居是多少年的文物保护单位，拆不了，也没人敢动。那里面有原住户，也没法维修。因为产权问题，国家的钱不能投到私人住房上去，各方面法规不允许。后来经过多年的努力，政府把整个院子买了回来，经过维修，现在状态很好，这也是一种运作的模式。

　　后来还有蔡公时遇难地的修复，还有西边的兴福寺的修复，还有题壁堂的修复等等，这样老城区里面值得维修的古建点，基本上就已经维修得差不多了。后来我们把范围逐渐地往周围扩大，这几年在章丘、济阳、东阿等周边地区展开古建维修工作，也显示了很好的成果。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的这两条路可以说走得都不错。考古发掘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出了很多书，发表了很多文章，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文物保护、古建维修利用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事情。我觉得地上、地下相得益彰，作为一个考古人或者文物人来说，有这么一些值得回忆的地方，还是比较知足的。

　　作为一个考古人，从开始入门不知道考古是什么，到后来知道是什么，再到后来要坚持什么，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从我们大家都知道考古，到后来认识考古，进入考古，再到最后坚守考古，尽管考古人会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地域，面对的考古对象不一样，但是他们所秉承的理念和他们的执着精神，我觉得都是相似的。从年代来说，做旧石器的和做汉代的，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从地域上来说，南方的、北方的，他们的考古情怀也是一样的。从成绩上来说，考古工作和其他学科也一样，也有大有小。作为国家层面上的考古大家，北大、社科院，是一个方面，作为地方的考古工作者，我们也有很重要的责任，大家起的作用不一样。所以有一年，我突发奇想，早晨5点钟起来就写了一篇小文章，后来发表在文物报上。我在里面举了一个比较奇特的例子，我说全国的大家见得多、看得多，认知水平自然高。那么地方的考古工作者，也有他的优点，他们跑得多，犄角旮旯他都知道，出门就捡东西。收拾回来以后，这些大家，见识多的人来了，一看，哦，这个还很重要，是哪儿发现的，顺藤摸瓜，一个很重要的遗址可能就被发现了，我们很多早期遗址就是这么被发现的。所以地方上基层的考古和文物工作者自有其特殊的作用。我认为不同层面的考古工作者要互相促进，互相学习。后来我也给大家说，把济南的考古问题说清楚，才能把山东的考古问题说清楚，把山东的考古问题说清楚，才能把北方的或者东部的考古说清楚，才能把全国的说清楚。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作为地方的或者基层的考古工作来说，未来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努力去做。特别是我们的综合研究和认知水平还需要提高。

　　此外，作为学术研究，当然也是一个普通考古工作者追求的最终目标，这些年来我也围绕几个维度做了一些粗浅的研究。

　　一个是对从西周到汉代相关的车马资料做了梳理，做了一些研究，写的文章有些已经发表，有些还没发表。这里面的内容很多，可研究的地方很多。我亲自参与发掘的这几次马车，比如双乳山的马车和洛庄汉墓马车就不一样，发掘出来的有些零部件到现在还找不到它的确切位置，也不清楚具体能起什么作用。

　　再一个是对一些课题所做的研究。比如说洛庄汉墓，我们考证墓葬的主人，研究墓葬的规模，以及它的学术价值等，由此写过几篇文章。有关双乳山的金饼、马车复原等等也做了一些研究。其他还有宗教、城市、墓葬等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但做得还不是很多。我想着退休以后能多在这样一些方面努努力，补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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